重要论述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应确定为坚持停止内战、全国抗日的方针。发言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作结论指出

重要论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个电报，改变了十五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谈到质量互变规律问题。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

重要论述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17日的会议上，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林育英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在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还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一天，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重要论述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

重要论述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位红军将领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这篇文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演说提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